土单方书

2022-07-05 2822

东汉后期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，是一个多事之秋，一个接一个的天灾人祸，使广大人民的生活万分艰难。据《东汉会要》记载，汉桓帝永寿二年（公元156年）全国户数一千六百零七万户，人口五千零六万，到三国末年的魏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，时间过了100年。人口却急剧下降。魏蜀吴三国合计，只有户数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，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两千八百九十一人，仅存十分之一。所以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说：“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，在短短的建安时期化为一片大荒原。”确是“白骨蔽平原，千里无鸡鸣。”战乱，灾荒，疫病是人口锐减的关键。

据《晋书》记载东汉疫病时的情景，有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孩和母亲同时感染了赤斑病（就是现在的斑疹伤寒），妈妈每天抱病来照顾孩子。第三天没有来，他问父亲自己的妈妈呢？父亲说外出了，他不相信，自己挣扎着爬到妈妈床边，发现妈妈已经被疫病夺去了生命，再喊也喊不应了。孩子伏在妈妈身上哭泣着也死去了。这是一幅汉代疫病流行的极其悲惨的画面，多么聪敏的孩子，多么慈爱的母亲，却因无情的疫病而双双夺去了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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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后期，政治腐败，自然灾害异常频繁，仅仅是桓帝在位的二十年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地震发生17次、大水10次、大旱3次、蝗灾5次、大疫3次、大饥荒2次，使成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，饥民相食。汉灵帝时五次大疫流行，汉献帝时疫病更甚，死人尤多。当时的人民，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。王仲宣（建安七子之一的著名诗人王粲）因长安战乱疫病流行而在逃奔荆州的路上写了一首《七哀诗》描述路上所见的惨状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中原。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；顾闻号泣声，挥涕独不还。未知身死所，何能两相完。”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除孔融、阮瑀早死外，其余五人都亡于这次大疫中。我们再来看看我国著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曹操父子三人是怎样描绘这些疫病的。曹操在自己所写的诗《蒿里行》中“白骨露于野、千里无鸡鸣，生民百余一、念之断人肠。”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与王朗书：“疫病多起，士人彫落。”他的另一个儿子聪明的曹植说疫气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，或阖门而殪，或举族而丧者。”土单方书。

另据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、《后汉书》和《荆州志》、《南阳府志》、《邓州志》等书籍记载，南阳当时是“疫病频起，民户顿减。”可见丧亡极其严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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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壁大战时也是因为大疫在曹军中流行。曹操才被孙刘联军所击败。

东汉桓、灵、献三朝时，皇帝昏庸、政治腐败、天灾不断、疫疠四起。特别是灵帝建宁（165年）前后，疫疠漫延，波及全国，生灵涂炭。当然张仲景自己家里也有很多人被伤寒病夺去了生命，肯定也包括自己至亲的人。面对如山般压来的大疫。张仲景毫不畏惧，他以一位伟大医学家的胆略和气魄，同残害人民的大疫进行顽强的搏斗。

东汉中期，我国的传统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，特别是医学理论和本草学的创立，使其大大突破了民间医学的范畴，开始迈向正规医学的道路。但是，由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科学方面的诸多原因，特别是对临床医学的锻炼还未到火候，使传统医学仍然处于初级阶段，其表现有三：土单方书。

1.理论和实践未能紧密结合，在临床医学上发展缓慢。如《内经》中有关疾病的治疗，主要是采用针灸技术，介绍方药治病的仅有十一处，而且还非常简单，像治疗鼓胀、心腹满的“鸡矢醴”即鸡矢白一两（就是鸡屎上发白的一部分），米酒三碗，共煎，空腹热服。仍然未能摆脱民间土单方的范畴。再从《五十二病方》、仓公《诊籍》和汉简《诊百病方》来看，虽然使用了大量复方，但其方剂应用仍与医学理论结合不紧，还是停留在低级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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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医疗经验零散，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，使后学者不易接受。从上古到东汉中期的三千年间，曾经有无数的医者从事防病疗疾的活动，他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大量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，但这些经验一直散在民间，犹如满地抛撒的珍珠，缺乏一线贯穿，即使是著名医家，从“神农尝百草”到董奉的“杏林春暖”（董奉是早于张仲景的一位名医，关于他的传说是董奉隐居庐山，为人诊病时从不收费，而是每看好一个重病人，让病家人在他居住的后山山坡上栽种5棵杏树，看好一个轻的栽种1棵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“杏林春暖”的典故，所以以后的中医学也称作杏林）。其间有多少的宝贵临床医疗技术成果，真正得到系统总结的寥寥无几，这样就给后学者造成了困难，包括跟随他们的弟子，如扁鹊的9位弟子，仓公的六位弟子，在医学史上均不占什么位置。

3.神权迷信和道家学说仍然混杂于医学之中。在战国之前，医学基本上掌握在巫的手里，所以巫医不分，以致古代的医字下面还加上一个巫字（毉）。战国时期，特别是扁鹊周游列国时公开打出“信巫不信医者不治”的旗帜，使医与巫分开而初步建立了医学的理论。但由于医学理论的核心“阴阳五行”，并非医学所专用，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辞，所以道家、阴阳家和政治家、军事家等都使用“阴阳五行”的理论，有的还以此来鼓吹神仙说。秦汉的统治者都崇信方士，梦寐以求长生不老，从而不断强化神权迷信，这个时期的许多方士也披着医生的外衣为皇帝和达官贵人们采药、炼丹、求仙方。秦始皇就是吃仙丹吃得五内俱焚，暴死于求仙的路上。方士和道士、巫师们一样用巫祝和符水欺骗病人，使许多人死于非命。而秦汉时期的医学也不可避免地被污染上一些神秘色彩，不少医学书籍中还保留着“祈祷、禁咒”和“唾祝”等唯心的治疗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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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到，东汉以前的医学水平尤其当时的临床医疗技术，还不足以抗拒重大疫灾，所以在东汉末年的大疫面前败下阵来。但是，中国传统医学毕竟历经沧桑，并且建立了自身的理论体系，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，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孕育，它像躁动于母腹的婴儿，即将降生在多灾多难的人间。

勤求古训：勤奋地追求着古老的中医药理论。医学是自然科学，直接以人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，目的是保障健康、防治疾病、增进寿命。因此，医疗活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现象，医学的产生反映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，由盲目不自觉地尝试到自觉地进行医疗实践。

我们的祖先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、求生存的过程中，有着许多有关中医药的传说。比如神农尝百草。神农帝为了给百姓治病，亲自尝试各种各样的草药，在一天当中，曾中毒70多次。有的还传说，神农最后尝到一种剧毒的断肠草，终于肠子被烂断，为百姓和医药学献出了生命。这些传说是我国原始医学发展的曲折反映，也说明了人们在进行医学尝试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之所以有了这些代价才有了中医药的起源和发展，有了让医圣张仲景为之追求的“古训”。在张仲景之前的古医书有著名的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胎胪药录》、《阴阳大论》等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难经》现在还存在。《胎胪药录》、《阴阳大论》等早已毁灭于历史的纷飞战火中。

张仲景不仅全面继承发扬了中医古老经典著作的内容，继承了这些经典，他还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，从古代的书籍中找出更多能服务于治疗疾病的内容。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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